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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

文章作者:亚冠 上传时间:2019-01-15

  桑德是上个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摄影家,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拍了4万张底片,影响了多少代人,更是因为他以一种诚实、客观的态度对待摄影,即便遭受纳粹封杀也在所不惜。他的这种摄影精神和理念值得我们一代代摄影人不断学习。

  奥古斯特·桑德,二十世纪的见证者,他的作品是“魏玛共和国的编年史,横跨威廉大帝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

  ●1876年11月17日,奧古斯特· 桑德出生于科隆西部的河道村的一个采矿木匠的家庭。小学毕业后进入矿井做童工,第一次接触到摄影。

  ●1892年,16岁的桑德得到一个意外的生日礼物—13×18厘米相机,同时拥有自己的暗房。

  ●1904年,成立“奥古斯特·桑德照相馆”,同年,在巴黎影展上获得金奖和一枚十字勋章,此后经常在各种展览中获奖。

  ●1910年,在科隆又开了一家照相馆,拟定拍摄一个拍摄德国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人们的肖像的宏大计划。

  ●1927年,成功展出这一计划中的一组肖像,被业界奉为“使用镜头的巴尔扎克”。

  ●1946年,苦心经营20年的4万张底片,被抢劫者纵火焚毁,《二十世纪的人》这部未曾谋面的巨著就此成了世纪的遗憾。

  ●1952年,作品开始被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摄影部主任爱德华· 斯泰肯收藏。

  ●1955年,部分作品在爱德华· 斯泰肯主持的世界性摄影大展《人类一家》中展出。

  奥古斯特· 桑德出生于科隆西部的河道村,这是一个以采矿为生的村庄,在九个兄弟中他的个子最矮小,父亲是矿场里的木匠(一种说法是矿区工程师兼农场主),有些绘画天分。桑德小时候便从父亲身上学到一些素描基础,但迫于生计,小学毕业后就随着家人进入矿井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小桑德的人生轨迹。一个风景摄影家来矿区拍摄,需要找一个小助手,诚实勤快的桑德被矿场工头当场选中。这位好心的摄影家让他透过30×40厘米的大片幅相机的镜头去观看,这一看便彻底决定了桑德此后的人生道路。桑德于是开始认真学习摄影,家人也予以全力的配合与支持。16岁的时候,他的一位较为富有的叔叔赠送他一台当时最小尺寸的13×18厘米相机,刚开始持反对意见的父亲,改变了态度,还在谷仓边为他专门搭建了一间暗房。

  桑德就这么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凭着勤奋好学,他进步飞快。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离不开摄影了,即使在入伍期间也未曾放弃过拍摄与学习。他开始尝试做一个商业摄影师,同时也在德雷斯顿的艺术学院选修一年的绘画,随后又远赴他乡。

  一战前,已经34岁的桑德,又在科隆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品尝到了战败的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个地剪下来,做成个人身份照。这种拍摄方式造就了他日后对偏爱表现群体人物照片的习惯。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在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一种全新的“族群”涵意。桑德所拍摄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民族一分子”的意味,而他多人的照片更是加强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

  身份证人潮消退之后,桑德的照相馆生意才回到了正常的节拍。此时的桑德显然受到了德国一战后新兴艺术潮流的冲击,其间他结识了一些优秀的作家与艺术家,成为德国现代艺术启蒙期的积极推动者,并和画家斯威特成为终身好友。桑德听从斯威特的劝告,放弃了使用油画味道极浓的布纹放大纸,同时也放弃了对放大照片的上脂处理,以求彻底摆脱模仿绘画趣味的模糊化的浪漫画意效果。他开始试验新的肖像放大技法,采用最简单的平光相纸,放弃了原先的画意摄影所普遍采用的暗房技巧,尽可能地将底片原有的细节一一加以还原再现,令其作品中的面孔,能够更加贴切而深入地反映出该人物的真实性格与命运。

  桑德从此信心大增,除了日常的经营之外,他此时拟定了一个伟大的拍摄计划─拍摄德国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人的肖像。他将这项系统化地拍摄肖像的庞大计划命名为“二十世纪的人”(man of the 20th century),收录540张人物肖像,分成45个案例共七个部分出版。他将德国民众分成七个“类型”:农民、熟练的手工艺人、女人、各类职业身份者、艺术家、城市人和社会边缘人(包括无家可归的、受伤害的、濒临死亡的人)。显然,桑德的这种对社会类型和职业划分受到了当时德国所流行的“类型学” 很大的影响,使其在范围与形式上有新意,但从今天的逻辑性与科学性方面来看,还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由于受“新客观主义” 思潮的影响,此时的他完全摒弃了艺术摄影的造作风格,开始追求“精确摄影”─一种坦白直率、焦点清晰、风格倔强的摄影,他本人称之为“以诚实的方式道出真实”的摄影。

  桑德决定以拍摄故乡威斯特伍德(westerwald)的农民为其摄影计划的起点,进而推及德国广大农村和城市各阶层人物。对于威斯特伍德乡村的生活,桑德非常熟悉,他曾回忆说:“这些人,从小我就熟悉他们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时,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了一种相同的特质,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桑德从此开创出了一种肖像摄影的全新方式:以某一个摄影家所熟悉的特定的地域环境,来系统地记录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物所共有的特质。照片里的这些人物,同住在一块土地上,操着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生活习俗和共同的宗教信仰,这便是桑德心目中所揭示的有关日尔曼种族的一种精神上的原型。桑德的镜头在穿越不同身份与不同性格的人物之中,攫取到了同一血源里所蕴藏着的精神内涵。他在一副副不一样的面孔下、不一样的眼神里、不一样的照相姿势和不一样的画面构图当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普遍特性:骄傲、倔强、严肃、紧张、勤勉的同一品性,而且他们在同样的传统包袱的压力下,有着同样的深沉与忧郁。桑德随即被摄影界奉为“使用镜头的巴尔扎克”。

  1928年,作为该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桑德先期出版了他的肖像摄影作品集《时代的面孔》,该作品集收录了他60幅肖像照片。德国文豪托马斯· 曼(Thomas Mann,1875—1955)曾写道:“这部摄影集不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东西,它集中了正确的照片,对面相学爱好者而言是最好的宝库。”

  桑德的摄影名声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达到了顶峰。仅仅1931年里,他就在电视台连续主持了五次关于“摄影的起源和发展”的摄影讲座。

  他暗暗立下誓言,要拍摄所有的德国人,要拍下德国整个时代的面孔,让后人看看真正的日耳曼民族具有怎样的心灵世界。他以摄影家的冷静与理性,以既不嘲笑又不推崇的客观态度,来拍摄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追求。桑德所拍摄的人像都有着严肃的性格,或多或少地带着各自的忧愁与伤痛,这些表情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战争的伤痛与阴影,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子民,同时又身处在二次大战前夜的梦魇里。显然,桑德镜头里的德国人并不完美,有着明显的个性弱点,他所有的肖像照片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人性的缺陷,他的影像没能紧跟所谓的时代步伐,去为当时的政治目的效劳,他极力地回避其艺术中的政治倾向,宁愿全力去描绘自己所能看到的非政治世界,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大部分艺术家都以政治信念为标榜的十年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桑德的影像成了地道的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印记。

  桑德镜头下的德国人与纳粹党人所认准的“亚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的观点大相径庭,他的摄影理念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纳粹文痞的百般非难:“缺乏领导人物,是刻下了卑劣本性的容貌的记录……不是高昂与感激的记录”。桑德的照片非但不能为纳粹的民族优越论提供形象佐证,相反,他的作品集里还收录了纳粹急欲从种族上加以灭绝的犹太人的肖像,桑德由于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招致了纳粹当局一次次的追查与迫害。1934年,《时代的脸孔》一书被文化部销毁,幸好还有许多底片被小心地保存了下来。

  有评论家指出:“桑德是唯一被列入我们生活大事记的一位摄影家,他之所以在历史的经纬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分量,是因为他采取了完全客观的态度,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了一种原型—一种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这位照相馆师傅不只是拍摄一张张人像,而是拍摄到了整个时代,他为时代留下了面孔。”然而,令人可惜的是他的大部分底片在战乱之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他苦心经营的4万张底片,在1946年被抢劫者纵放的大火中化为了灰烬,《二十世纪的人》这本巨著也始终未能出版。二战以后,这一伟大的主题只有在他的专集中以部分小单元的形式出现。但即便是这样,桑德依旧被认定为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重建工作的论著,都一定会提到奥古斯特·桑德的大名,就连许多通俗读物也不例外。

  桑德冷静、客观与理性的摄影方式,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被摄者自身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的价值,无论被摄者怎样掩饰自己当下的身份特征,他都会通过画面细节完美的体现,自然地呈现出被摄者最为真实的一面。正如摄影批评家约翰· 伯格对于桑德两张1914年摄于威斯特伍德的《赶赴舞会的年轻农民》和《村里的乐队》里所评论的那样:“即使同是身着西装,但却同样无法掩饰穿者的社会阶级,正是他们的体貌特征和举止动作透露了某种难以察觉的不协调,而正是这种不协调从视觉上给观者以难以言说的荒谬感”。桑德对于德国各阶级肖像的精确记录,使他几乎超越了摄影艺术的范畴,变得更像是一位人类学家,正在向我们观众展示着他那锐利、精确和超越表象的洞察力。英国摄影史论家伊安· 杰夫里说:“桑德的照片有很大的启发性─这更像一篇小说的起点,而不是一张社会学的插图。”

  可以说,冷静和诚实是桑德肖像艺术最为可贵的品质,也是桑德获得洞察力与灵感的主要源泉,桑德对他的被摄对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他从不去改造被摄对象,而是尽量让人物自己来表现自己,人物面对相机就像在照镜子,用桑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在桑德死后,桑德的图片在不断地被展出,这个记录着德国民族性格的摄影师渐渐地被人们接受,人们开始意识到桑德所拍摄作品的重要性。

  一个伟大摄影家的成长,首先离不开早年时代其艺术悟性的被开启,奥古斯特· 桑德在矿上当学徒的时候,因被选去当风景摄影家的小助手,得以有机会从毛玻璃上看世界。这一看,摄影史上从此又多了一位伟大的摄影家。

  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摄影家,是不会轻易改变其立场的,即使遭到围攻、批评,甚至政治迫害。

  从事实资源出发的摄影创作,显而易见要比从语言技巧出发更富有底蕴,因为其土壤深厚,所以更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桑德的摄影创作根植于“他所熟悉的文学来源以及时装和流行文化领域”(特里·巴雷特),他无论是城市建筑、工业,还是肖像创作,实际上都超出了当时摄影本身的界限,其敏感的触角已经进入“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历史社会学”等深广的文化领域。

  唐东平,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人像摄影》、《摄影作品分析》、《摄影构图》、《人像摄影教程》等著作。

  奥古斯特· 桑德,上个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摄影家,二十世纪的见证者,他的作品是“魏玛共和国的编年史,横跨威廉大帝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国在矛盾的激情中沸腾……令人兴奋的早期政治自由气氛,慢慢地转变成极权带来的厄运。桑德平静地观看,他的相机不带热情地追寻着德国人的心路历程……”,评论家赫兹(Hartz)说,“当我们在那失去的岁月搜寻那些脸孔时,我们惊惶地看到自己的反射。”桑德对于摄影的贡献,显然要比我们所见到的和想象的还要伟大得多,不仅仅是因为纳粹的封锁、迫害,以及战火与盗贼毁坏了桑德的数量巨大的底片,而是他对摄影所采取的姿态─冷静、中肯、客观和忘我。桑德的拍摄手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看”、“观察”和“思考”三个递进的步骤。表面上看简单拙朴,但其清晰犀利的视觉呈现,令人震惊,画面之中却又不失温厚而敏锐的洞察力,他刻意而倔强地从正面角度直接面对被摄对象,让被摄人物自己展示自己,因此画面能带给观者以深邃理性的昭示,也就是说,桑德以他的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直取了被摄对象的本质。历史给世间的每个人“以诚实的方式”道出真实的机会,但真正能够和敢于抓住这样机会的人却并不多见,桑德做到了,因此我们庆幸我们还仍旧拥有真实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看,桑德影响了一大批当今赫赫有名的摄影家。他的“以诚实的方式”道出真实的纯客观描述方式至今仍在影响着艺术影像的创作。如果没有桑德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头三十年,就不可能有上个世纪中期的纯粹摄影的繁荣,更不会出现如今在世界摄影学术界占据崇高地位的杜塞尔多夫学院摄影系贝歇夫妇的摄影创作与教学理念,当然,当代艺术领域里也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这般洋洋大观的当代影像的鲜明形式及其独特的地位。历史无法假设,但其因因果果的历史成因与绾结在一起的无数事实早已凝结成了超级坚固的历史链条,顺着这样的链条往下看,我们会发现:桑德的影响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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